第372章 台北土地改革的讨论（1 / 2）

1950年1月中旬，台北政治部办公室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暖洋洋的。李树琼穿着军装，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文件。桌上堆着一摞未处理的公文——都是这半个月积压的。他刚结束休假，回到工作岗位。

父亲的追悼会过去半个月了。那半个月里，他在家陪母亲，帮她整理父亲的遗物，陪她说话。母亲比他想象的要坚强，很少哭，只是常常发呆。白清莲也尽量多陪婆婆，带孩子过去逗她开心。李树琼知道，自己不能一直沉浸在悲伤里。他需要工作，需要用忙碌来冲淡悲伤。所以他回到了办公室。

秘书敲门进来。“李副处长，建丰同志请您过去一趟。”

李树琼站起来，整了整军装，走出办公室。走廊里很安静，皮鞋踩在地板上，声音很响。他心里有些忐忑——蒋经国突然召见，不知道是什么事。

蒋经国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摊着几份文件。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表情严肃。他看见李树琼进来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“坐。”

李树琼坐下。蒋经国看着他的脸，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父亲的事，已经过去了。你要打起精神。”李树琼点了点头。“是。”

蒋经国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，递给他。“你看看。”

李树琼接过来，是一份关于台湾农村经济的调查报告，厚厚一沓，封面印着“机密”二字。他翻了几页，里面全是数据——耕地面积、佃农比例、地租水平、粮食产量。

“总裁决定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。先做前期调研，你参与这项工作。”蒋经国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。“说说你的看法。”

李树琼想了想。“建丰同志，您认为在台湾能推行得下去吗？”

蒋经国看着他。“你说呢？”

李树琼沉默了几秒。“在大陆，我们不敢进行土改，因为地主、军阀、官僚的利益盘根错节，谁也动不了。但在台湾，我们可以。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一亩土地。没有既得利益集团阻碍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”

蒋经国点了点头。“说下去。”

“我在延安的时候，抗战时期土改已经中止了，实行的是‘三七五减租’。地主只能收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的租，剩下的归佃户。这个政策，既照顾了农民，又稳住了地主。”李树琼顿了顿。“虽然中共后来在解放区搞了彻底土改，但在抗战时期，‘三七五减租’确实起到了作用。”

蒋经国靠在椅背上，两只手交叠在身前。

“我在苏联待过十二年，在农场干了几年活。那种制度，差点把我饿死了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冷。“我们不学那一套。从减租开始，一步一步来。”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阳光照在他身上，把影子投在地板上。“你带队去农村调研，看看实际情况。一个月后，给我报告。”

李树琼站起来。“是。”

几天后，李树琼带着几个年轻同事下乡调研。他们来到台北郊区的一个村庄——低矮的土坯房，泥泞的村路，到处是鸡粪和鸭屎。农民们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有的光着脚，有的穿着草鞋。看见他们，有的好奇地张望，有的躲进屋里，关上了门。

李树琼走进一户农家。院子很小，堆着农具和柴火。老农坐在门槛上，抽着旱烟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。他看见李树琼，警惕地站了起来。

李树琼用闽南语说：“阿伯，我是政府派来调查的。想跟您聊聊，方便吗？”

老农听见闽南语，警惕少了几分，点了点头，又坐下了。李树琼蹲下来，跟他聊天。问种多少地，收多少粮，交多少租。老农开始还很小心，后来渐渐放松了，开始诉苦。地租太重，收成不好，家里揭不开锅。他有四个孩子，三个女儿嫁出去了，一个儿子在城里做工，也赚不到什么钱。他指着屋里说：“长官，你看，我们住的什么房子。下雨天漏雨，刮风天漏风。日子没法过了。”

李树琼看着老农满是老茧的双手，心里涌起一阵感慨。在大陆，农民也是这样的苦。只是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过他们。他想起延安，想起那些在窑洞里讨论土改的日子。那时候他觉得，新中国一定会让农民过上好日子。现在，新中国成立了，他没有参加那里的土改与建设，他却在这里，在这座岛上同样参加了土改。

台北草山李宅，白清莲在廊下整理辅导班的教案。小平北在她旁边爬来爬去，抓着她的衣角要抱抱。她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翻着教案，有些手忙脚乱。

辅导班越办越好了。随着来台的军官家属越来越多，学生从几十个增加到上百个。白清莲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谭夫人和其他几个太太也加入进来。谭鸿奎还在被审查，家里收入锐减，谭夫人急需这份工作。她教国文，白清莲教算术，顾小佳离开后，人手本来不够，现在反而更充实了。

白清莲把孩子抱起来，亲了亲他的脸。“平北，爸爸今天又要晚回来。我们不等他了。”孩子听不懂，只是笑，小手抓着她衣领。她把孩子交给刘妈，自己继续备课。

傍晚，谭夫人从辅导班回来，顺路来李宅坐坐。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旗袍，比以前瘦了很多，脸颊凹进去了，眼角的皱纹也深了。

白清莲给她倒了杯茶：“谭夫人，最近辛苦你了。”